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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权利行使理论”与用益物权生成机制研究
2021年07月19日 15: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蔡立东 字号
2021年07月19日 15: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蔡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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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第1条开宗明义,在我国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民事权利内容及边界由法律厘定,也即所有权的生成和内容来源于国家的依法授予,国家享有依凭自己的意志裁剪所有权权能的合法地位和正当性基础,这构成了具体列举所有权权能立法的源起。所有权的权能具体而确定。将所有权分割为具体的权能,在本体意义上构成了所有权内容与效力的内在限缩。

  我国的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关系源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决定了以“权利行使理论”解释我国用益物权生成机制更具合理性。

  (一)“权利行使理论”及其适应性

  权利行使旨在使主体享有之权利中包含的行为可能性成为现实,由此该权利发生实效,权利主体现实享有权利所承载之利益。

  依照《民法典》第130条,权利主体得依自己意志使权利所蕴含的行为可能性成为现实,实现其追求的利益,亦得处分该权利,与其他民事主体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为后者设定独立的权利,授权他人实现此种可能性。

  现代民法对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进行分别规制,权利行使是权利享有已被确证之后才会发生的问题。作为基础性物权的所有权,其行使亦存在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两种方式,即所有权人直接对所有物实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行为以实现权利,以及所有权人移转所有权或为他人设定相应权利,如担保物权、用益物权,这些为他人设定的物权具有对抗包括原权利人在内之第三人的效力。

  现代社会,所有权人以设立法定权利的方式处分其权利,将其所有之物交由他人利用已经成为普遍的权利实现方式,这使得以权利行使解释用益物权的生成具有广泛的实证基础。

  权利行使进路中,用益物权生成于所有权人对所有权的行使,而不是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与其分离。所有权人依自己的意志处分其权利,以为所有权设定用益物权负担的方式行使权利便生成了用益物权,由此所有权仍保有完整的权能,并不失其完整性,只是在用益物权的范围内,其某些权能不能向用益物权人主张而已。所有权的弹力性也不再是为了解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关系,需要强加给所有权的专属性质,而完全是所有权行使过程的当然之理。所有权人通过行使权利为所有权设定用益物权,自可通过行使权利终止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终止后,所有权的负担解除,恢复其圆满性。

  依循权利行使理论,将用益物权的设定视为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亚博电玩城游戏:可以有效地解释和回应用益物权主体同时具有所有权主体成员身份的权利构造特质。为其成员设定独立权利的方式行使所有权,构成了所有权主体行使和实现其所有权的典型方式。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国家、集体依自己意志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是获得正当土地权益、实现土地所有权的法定方式,构成落实个人主体成员地位、最大化土地资源价值的必要手段。

  (二)“权利行使理论”对用益物权的阐释

  首先,以“权利行使理论”阐释用益物权的生成,保障了所有权及用益物权各自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根据《民法典》第249条和第260条,国有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转让、抵押。对土地所有权的这种限制,意味着所有权人不能通过转让、抵押的方式实现所有权,这固然强化了所有权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功能,但也强化了权利人以其他方式实现权利的制度需求。国有土地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通过为他人设定独立权利的方式行使所有权。与之相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同样不具有可转让性,权利人实现权利的方式同样受到法律限制,立基于权利行使的逻辑,其可通过为他人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方式行使并实现该权利。所有权人采此种方式实现其权利,纵然设立了独立的用益物权负担,但也只是由此限制了所有权部分权能功能的发挥,而所有权本体仍不失其完整性。权利行使理论亦能够合理解释不同种类用益物权之间的差异。无论是用益物权之间的内在差异,还是居住权、地役权设定及其内容的合同属性,“权利行使理论”可以无障碍容纳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意思自治,并据此对用益物权的内在差异提供有效的解释。

  其次,以“权利行使理论”阐释用益物权的生成,收纳了用益物权权能优先于所有权权能的制度安排。所有权是用益物权产生的基础性权利,但根据《民法典》第207条,用益物权一旦设定便成为独立的物权,与所有权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受法律平等保护。用益物权权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独立的且为权利自身固有的权能。该权利并非依附于所有权的附属性权利,相反,其真正需要对抗的正是所有权人的权利主张,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独立意志优先于所有权人对权利客体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如果将用益物权理解为所有权的权能与其分离而形成新的权利,就会得出用益物权的全部权能为所有权的部分权能,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权能相重合的结论。进而,所有权的权能充斥着用益物权内容,用益物权没有自身固有的权能,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则失去逻辑前提和内在基础。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集体土地被征收场合,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是否可以获得相应补偿,已经成为颇有争议的问题。依循权利行使的逻辑,所有权人与用益物权人达成以设定用益物权为内容的合意,所有权人以行使权利的方式为他人设定法定的权利,未伤及其权利的本体,不存在将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从该权利分离的问题。所有权人通过这种方式行使并实现了所有权,自应容忍用益物权人在法定范围内对其所有物行使相应的法定权利。在土地被征收场合,用益物权人获得独立于所有权人的补偿应无异议。

  再次,以“权利行使理论”阐释用益物权的生成,打开了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等用益物权终止制度回归民事法律体系的通道。依据《土地管理法》第58条,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基于法定事由,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依循“权利行使理论”,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完全可以基于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关系变动的逻辑达成,建设用地使用权既为国有土地所有权行使的产物,在具备法定事由场合,所有权人当然可以行使权利终止用益物权,使所有权权能恢复圆满状态。申言之,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摆脱土地行政管理模式,基于国有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身份,政府完全有权依凭所有权行使的逻辑终止建设用地使用权。此终止权内生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以行使终止权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所有权行使的另一面向。由此,“权利行使理论”开拓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民事途径,催生了用益物权从生成到终止变动逻辑的闭环。

  最后,“权利行使理论”将丰富化解权利冲突的制度资源,拓宽权利共存的制度空间。将权利行使作为与权利享有并行的制度,明确区分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行使,发挥权利行使的制度功能,将增加解决权利冲突制度资源的有效供给。权利的享有并不等于权利能够行使,权利的行使可能受到法律及其他权利的限制。

  (三)“权利行使理论”视域下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

  以“权利行使理论”阐释用益物权的生成机制,能够突破用益物权体系的封闭性,增加权利体系的延展性,有利于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及其终端设备的普及,在数字化不动产登记支撑下,以“权利行使理论”回应具有中国背景的问题,凝练用益物权生成机制的中国逻辑,提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现实可行学理方案。

  以“权利行使理论”阐释用益物权的生成,有利于用益物权制度的成长扩容。权利行使催生新权利,权利人依凭自己的意志得为他人设定独立权利,允许他人依该权利利用标的物。权利的这一实现方式不限于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完全可以延展至用益物权人为他人设定次级用益物权,由此得以创建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为实现对物的多元、多层次、多时段分割利用提供法权支持。

  不同主体对物享有多样的权利,实现对物的多元利用是物权法的永恒主题,探索建立发达的用益物权体系是我国物权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人类对物之利用能力越高,对新型用益物权的需求就越强烈,也越现实,用益物权的种类及效力必将因应物之利用可能性的增加而不断扩张,用益物权制度已然成为物权法中最活跃的部分。

  在“权利行使理论”进路中,不仅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可以设定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人亦得行使权利设定次级用益物权。至此,用益物权的生成摆脱了必须基于所有权分离其权能的束缚,就此拓宽了用益物权生成的渠道。用益物权及次级用益物权均为独立的法定权利,不存在因所有权具体权能数量导致的绝对层级限制,且由于此种用益物权的生成机制仅牵涉权利的行使,而完全绝缘于母权的本体,因此,权利虽紧密相关,但各自的完整性均得以保全。这将丰富用益物权种类,促进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扩张用益物权制度的容量。

  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在我国有其特殊意义。土地公有制决定了物权法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只能由国家和集体享有,其他主体对土地的利用只能通过取得用益物权的方式实现,用益物权担负着促进土地资源流通、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双重任务。多层次用益物权体系将丰富土地流转的内容与形式,有效满足主体的多样化偏好与需求,降低单一权利的过重负荷。如农地制度改革中,制度设计既要满足农民离开农村、流转农地转业发展的愿望,也要保留他们依赖土地寻求安全保障的权利基础,开通农民在城乡间、农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双向流动渠道,建立具有风险缓冲功能的保障与过渡机制,在推进农地流转的良性循环中解决发展与安全的矛盾,这需要将土地权利分置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与不同期限的独立权利,以满足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多元的政策目标。

  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不仅是我国物权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调和了用益物权种类的有限性与社会对其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供需矛盾,也催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科学方案。

  权利行使理论为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提供了可行方案。依循权利行使的逻辑,用益物权的设定是所有权人权利行使的结果。同样地,用益物权人亦可以为他人设定次级用益物权,设定次级用益物权是用益物权人行使并实现其用益物权的方式。用益物权以及次级用益物权的设定意味着新型物权的创设。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为他人设定法定种类的用益物权,完全符合物权法定原则。用益物权人以权利行使的方式设定次级用益物权,由于新设定的用益物权可能无法归属于法定的用益物权种类,容易冲击物权法定原则。因此,为避免“权利行使理论”指导的物权法实践抵牾物权法定原则,需要用益物权体系在架构上调整,在类型和种类上扩容,增设对应于地役权的框架性人役权,以实现两者的协调。

  民法典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等五种用益物权均是特定权利主体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其权利设定着眼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观察,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属于同一类型的用益物权,地役权则为另一类型用益物权,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构成应当以人役权与地役权的权利架构为逻辑线索。

  不同于内容具体确定的典型人役权,地役权属于框架性权利,法律缓和了物权法定原则在地役权上的适用。毋庸置疑,“权利行使理论”支撑了地役权的生成。只有依循权利行使的用益物权生成机制,才能在理论上为当事人设定地役权预留自治空间。地役权依当事人约定设立,其权利内容取决于供役地权利人与需役地权利人之间的合同,而与所谓的所有权权能全然无关。在不存在效力瑕疵前提下,设定地役权合同一经生效便发生物权效力,合同约定由此转化为地役权的内容。地役权制度最大限度地认许了权利设定者及权利享有者的意思自治,可以容纳多样化的权利内容。

  在地役权与人役权二分的用益物权体系中,“权利行使理论”同样可以支撑框架性人役权的创设,这将为所有权人、用益物权人等行使权利开通新的路径,进一步增强用益物权体系的回应性和开放性。特别是用益物权人不仅可以通过自己占有、使用、收益标的物以实现其权利,也可以通过权利行使的机制设定次级权利完成权利的实现。用益物权人为行使权利,可与人役权人达成设定人役权的合意。只要该约定不存在效力瑕疵,人役权经登记即产生物权效力。如此,将极大地扩容用益物权制度的容量。民法典增加的土地经营权等新型用益物权既可以被明定为用益物权的具体种类,也可以纳入框架性的人役权。以框架性人役权支撑多层级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将有效缓和物权法定原则的绝对性、僵化性,成就了用益物权体系的开放性、延展性。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原题《从“权能分离”到“权利行使”》。《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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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立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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