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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复杂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2021年07月19日 10: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李静 刘霞辉 楠玉 字号
2021年07月19日 10: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李静 刘霞辉 楠玉

内容摘要:复杂劳动在生产活动中提高生产率的实际发挥程度,复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扩大再生产,成为创新驱动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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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复杂劳动在生产活动中提高生产率的实际发挥程度,复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扩大再生产,成为创新驱动的活力源泉。贯彻落实创新发展战略,需要解决好在合理配置已有人力资源和培育壮大高质量人力资源之间的综合平衡问题。

  马克思从商品生产的劳动二重性出发,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 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二者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较高级的复杂“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其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马克思强调,关于缔结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契约与其使用价值的实际发挥在时间上是分开的,后者才决定生产活动的效率。“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复杂劳动在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发挥程度,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阐明了从一定的历史形式出发,区别物质财富及其物质生产与精神财富及其精神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和后者的反作用,精神生产中包括“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复杂劳动的培育或供给首要来自于教育科研等部门机构的精神生产,非物质的精神生产劳动不是从自然资源中去占有改变了形式的物质产品,而是为了取得反映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各种形式的理性观念(如科学理论知识等),十分快三电脑版:或提供某种相应的知识性服务(如教师传授知识等)。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技术应用效率提升足够有效,提高技术应用效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且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提升技术应用效率足够有效时,可以显著推动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从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开发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O.I.Fisher)在1906年出版的《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书中提出,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至1960年舒尔茨(T.W.Schultz)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上系统阐释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方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与舒尔茨同时代的贝克尔(G.S.Becker)、明瑟(J.Mincer)、丹尼森(E.F.Denison)等,也从不同视角对人力资本进行论述。舒尔茨和丹尼森重点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研究。贝克尔和明瑟主要从微观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着重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他们将接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有力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随后,相关研究围绕人力资本与国家或区域增长差异,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机制,以及社会经济制度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发展经济学关于人力资本的讨论,更重视教育和健康或卫生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城市经济学将人力资本纳入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模型,考察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关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研究,可追溯至对要素错配的讨论,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假设同质要素在部门间充分自由流动、边际报酬相等。要素错配主要源于非位似偏好产生的收入效应,以及部门技术差异带来的替代效应,着重关注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类研究可归结为发展经济学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增长理论。该理论假设要素的部门间流动存在障碍,着重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要素报酬进行核算,反映劳动力配置扭曲和要素报酬差异之间的关系。要素配置扭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分支学派,现有文献多是在两部门模型框架下,通过校准的方法分析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分析路径一分为二。一些研究从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二维角度,审视增长问题。另一些研究着重从微观层面,考察劳动力配置扭曲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Camacho和Conover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1982—1998年的微观数据,以美国为参照,发现哥伦比亚的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均高于美国。Yang和Chen利用印度尼西亚微观企业数据,通过量化要素错配程度,发现企业要素错配造成该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超过40%。Brandt等估算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发现30%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可由要素配置扭曲来解释。Patterson等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的部门错配可在67%的程度上,解释2007年后英国劳动生产率持续严重的停滞现象。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研究,主要专注于考察经济转型期人力资本错配对创新或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关研究多以直接描述为主,只讨论人力资本错配对于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视角较为单一。例如,人力资本结构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工业部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要素匹配协调度的测算,考察二者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强调,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是优化增长方式与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主张推进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提高服务业供给人力资本的质量。李静等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可能失灵。袁富华等提出,以人力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根本任务,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是增长突破的关键。

  关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的讨论,现有文献基本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创新激励以及技术与要素的匹配展开,鲜有学者就技术应用效率提升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问题展开讨论。新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增长“蛙跳”。现实却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一些学者指出,落后国家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存在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同引进的技术不匹配,是导致引进技术无法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是决定引进技术适宜性的关键。

  技术应用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研发→最终产品生产”投入产出路线图中的隐藏要素。现有增长文献大多隐含地假设,企业一旦有了研发投入,其技术应用效率便自然达到最大值。本文模型表明,企业是否将提高技术应用效率作为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发展阶段的经济水平。现实中,新技术的发明者和应用者是被配属到不同生产环节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错配是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均衡的表征。人力资本错配可以界定为,部分人力资本被当作简单劳动力配置,反映现实中企业“高技术劳动力从事低技术性生产”现象,比较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带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差异。人力资本错配指标,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密度,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密度的比值衡量,为非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密度与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密度的比值。各产业不能单一按照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进行划分。相对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汇聚较多。比较不同类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密度,能够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本错配的情况。相对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当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密度较高时,表明人力资本错配较严重;反之,则人力资本配置较合理。

  人力资本错配的解决依赖于企业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企业主动提升技术效率水平,是经济增长宏观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技术应用效率是企业内生增长的隐藏要素。较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恒定特征,只有当经济与技术达到一定发展的增长水平后,企业提高技术应用效率才成为必然趋势。当错配不能经市场得到直接改善时,欲抵达更高速的增长路径,必须追求企业更高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理论上,企业在其技术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会优先考虑其技术应用效率,直至技术水平不再大幅领先于竞争对手,才会投入进一步的研发。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遵循循环策略: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应用效率→再研发投入→再提高技术应用效率……

  在微观结构上,企业技术应用效率提高可以推动人力资本有效配置,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在宏观结构上,通过制度性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对增长的影响,比通过市场性政策解决人力资本错配更有效率。微观基础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受宏观结构的人力资本供给水平制约。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可推动人力资本有效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率,是实施跨越式增长的条件,其学理在于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能够解决人力资本错配。如果企业技术应用效率能够获得较大的提升,那么提升技术应用效率是实现最优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

  一旦企业技术应用效率能实现普遍的跨越式提升,将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显著的增长效应。特别是相较于解决人力资本错配的思路,直接从制度上提升企业技术应用效率,能够实现更加快速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解决人力资本错配也是提升企业技术应用效率的“副产品”。但若仅把解决人力资本错配当成提升经济增速的投入品,则经济可能无法尽快地趋向最优增长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提升技术应用效率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为了长期生存而锁定未来的竞争优势,对提升技术应用能力的投入一般较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市场需求在不断促进高技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企业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由于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行政与市场的垄断及分割等影响,仍有较大潜力亟待发掘。

  如前所述,企业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可以来自制度性政策安排,特别是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的繁荣发展和组织水平提升,不仅能够产生更多的人力资本供给,还将直接减少企业内研发与应用之间的摩擦,也就是提升社会平均的技术应用效率。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加大研发投入,还要注重保护人力资本权益、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制定提升科教文卫体等部门供给能力的宏观综合平衡政策。

  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应用效率的提升,离不开科教文卫体等服务部门的组织水平和供给效率。一方面,这些部门产出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研发和技术应用效率的投入要素;另一方面,这些部门能够成规模地获取新技术,再提供如培训与教育等提高技术应用效率的服务,以及如艺术与医疗等保护生产者能力(稳定技术应用效率)的服务,所以成为市场主体从研发到提高技术应用效率的重要社会媒介。可以认为,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的繁荣发展和组织水平提升,将直接决定企业从研发到应用的效率。

 

  (作者单位:李静,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刘霞辉、楠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题《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 加强人力资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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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静 刘霞辉 楠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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